“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一篇《少年中国说》，寄托的是梁启超先生对少年中国的热切期望。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拥有着近代思想家头衔的梁启超，不仅在政治上主张革命，期望建设全新的少年中国，更是在青年教育上提出了“惟有不惑、不忧、不惧方才为人”的观点。

饮冰室主人——梁任公

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余的一个士绅家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出身于士绅，却一生致力于变法革新，时代裹挟之下，任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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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曾这样评价梁启超，称其以“善变”闻名一世，但这并非贬义。梁启超的善变是在不断地学习中推翻过去的自己，是在历史的潮流中顺势而变，是“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1873年，出生于士绅家庭的梁启超，最开始如无数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般，预备沿着读书、科举、取仕的道路走下去。跟祖父学着识字，接受爱国情感的启蒙；12岁应试，得了个秀才，17岁乡试，名列第八。

在这样的年纪，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已然是非常了不起了，连参加乡试时的主考官都对梁启超非常欣赏，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然而，本该平步青云，步入仕途的梁启超，却在这时逐渐决定“换一条路走”。

是什么让梁启超放弃了十几年来辛苦学习换来的金光大道？是时局，是梁启超自小培养起来的爱国心。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就时刻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之下。而自小就终日埋头于八股文中的梁启超也终于在1890年，接触到了一些西书和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顿时大感兴趣。

在这样的兴趣驱动下，他先后结识了陈千秋和康有为，并投入康有为门下，跟随康有为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

仅仅在4年后，日本入侵中国，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更是坚定了梁启超跟随康有为进行变法革新的决心。

为了救亡图存，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他们发动公车上书、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来宣传维新思想。终于在1898年，光绪帝的支持下，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改革的道路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戊戌变法也仅仅维持了百日左右，便宣告失败，一场针对维新派的屠杀开始了，梁启超踏上了逃亡的道路。

这样一场逃亡持续了整整十四年，这十四年里，梁启超身在日本，却依然关心国内时局，坚持君主立宪制。等他回国后，中国已进入了民国时期。

袁世凯当政，梁启超天真地以为到了施展拳脚的时候，他怀揣着对袁世凯的希望，为其摇旗呐喊，这也是后世梁启超为人们所诟病的地方，毕竟，在后人看来，袁世凯是复辟帝制的罪人。

后来，当袁世凯预备复辟帝制时，梁启超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毅然推翻过去的自己，悬崖勒马，着手反袁。“护国运动”后，反袁成功了，胜利的果实却被北洋军阀摘取了。

这时的梁启超再一次错估了北洋军阀的腐败，他站在了段祺瑞一边，以为能够拯救中国。可段祺瑞也并非什么好的掌权人，段祺瑞的执政生涯，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而终止，梁启超的从政生涯也到此为止了。

梁任公这一生，也称得上是跌宕起伏，心存救亡图存之志的梁启超，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政治变革之中，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改革的思想和论著。然而梁启超的成就并不止于政治，在教育、史学等方面都颇有成就。

在史学研究上，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概念，提炼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不仅如此，他还发动了史学革命，引领了"新史学思潮"，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在教育理念上，从梁启超和他九个子女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梁启超子女教育的优秀之处，“一门皆院士，九子皆才俊”，是对梁启超教育水平最好的褒奖。然而任公对教育的理解并不止于子女教育，更有对学校教育的思考。

一场关于“为什么进学校”的演讲

那是1922年冬天，49岁的梁启超应苏州联合学会的邀请，带病给学生们作了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看似是以“为什么进学校”而引发的思考，实则却是以“如何做人”为核心，并使人深思学校教育的不到之处，直到如今，都可以作为学校教育发展的指导。

演讲开始，梁启超首先问听演讲的诸位，“为什么进学校”？

这个问题恐怕并不难，学校学校，就是教学问的地方，进学校，自然是为了求学问。

梁启超又问了，那又是“为什么要求学问呢”？你所想求的学问究竟是什么？也即是“你想学些什么”？

此时的答案恐怕就众所纷纭了，但无论你回答什么，是为了做官，为了挣钱，这些恐怕都太片面了，或者甚至有些人根本都说不上答案。这时任公给出了答案——是为了学做人！

无论是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还是现今2021年的现代，中小学里教授的内容，无外乎都是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一路上学到高等学校后，接受的则主要是专门专科的知识，诸如金融、文学、建筑等等。

梁启超认为，我们在学校中学习的这些知识，只能说他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并不能认为学了这些，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人了。

事实的确如此，君不见古代有多少腐败的官员，近代又有多少受过教育的人在帝国主义入侵下行汉奸之实，而现代，高智商罪犯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不懂做人，空有知识反而比无知的人更可怕。

那么究竟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梁启超在这场演讲中给出了答案——当你的心理状态"知、情、意"发展成为"知、仁、勇"时即可。

看到这，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话未免也太抽象了些。其实怎么样才算达到了“知、仁、勇”呢？从先哲孔子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孔子曾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人具备“知”时，他的状态是“不惑”；人具备“仁”时，他的状态是“不忧”；人具备“勇”时，他的状态是“不惧”，当你三者都具备时，你才真正地成为一个人。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就应该是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所以教育应该分为：知育、情育和意育，通过这三个层面的教育，使人发展成兼具知、仁、勇的人，发展成不惑、不忧、不惧的人。然而现在教育所分的知育、德育、体育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吗？梁启超认为，是不能够的。

无论是教育别人，还是教育自己，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都得从三个方面下手。

如何才能不惑呢？梁启超认为：“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判断力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曲直，这样我们在遇到事情时，才不会满脑子问号。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判断力呢？演讲中说，需要具备三点，即有常识，有专门知识，有总体智慧。

我们可以认为这三点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常识为中小学时期可得，没常识会怎么样呢？梁启超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听见打雷，就以为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就认为是蛤蟆贪嘴，这样没常识，岂不是遇到最简单、基本的问题都会产生疑惑了。

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专门知识了。专门知识帮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凭借着前人的经验学识来处理事情。但是有了常识和专门知识便可以达到“不惑”的境界吗？

非也。世界和人都并非一成不变的，一个人所能学到的常识和知识并不能应对这世界林林总总的变化，当遇到从未遇到、不会解决的事情时，总体智慧就派上了用场。

总体智慧的学习可比另外两项难多了，演讲中提到，须得时时磨炼，弄清条理；时时将养，遇事从容。惟有使人具备这三样，才能养成判断力，达到做人的第一境界——不惑。

如何才能不忧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人们忧，忧的是什么？梁启超认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一曰忧得失。”如果我们拥有了“仁”的人生观，那就能实现两者的“不忧”。

如何理解"仁"？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以梁启超的理解来看——人格完成就叫“仁”。那么怎样才算"人格完成"呢？梁启超又说，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来表现，当宏观的“宇宙”与我微观的“人生”，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时候，便是人格完成，达到了“仁”的状态。

在"物与我皆无尽也"的仁者状态下，自然可以不忧成败、不忧得失。其中深意，无法用语言详尽地描述出来。读到这里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着去思考这个问题，得出自己对“仁”这个儒家思想的核心的理解。

如何才能不惧呢？这是意志层面的问题了。梁启超认为，虽然不惑、不忧便能减少许多“惧”，但是一个人如果意志力薄弱，那便是有再多的“知”与“仁”，也无济于事。

这便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锻炼意志呢？梁启超提出了两点方法，即“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所牵制。”“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这便是心地光明；第二点则更好理解了，不要做低等的欲望的奴隶，否则意志再不能坚定了。

因此，想要成为人，达到"勇者不惧"的状态，须得时时刻刻磨炼自己的意志。遇事不怕事，该自己承担起来的事，绝不可迟疑推卸；面对劣等欲望的撩拨，也要坚守本心，切不可随性而为，害人害己。

诸君须知，通过知育、情育、意育才能成人。然学校教育分为知育、德育、体育三层，学校的知育顶多属于梁启超所提倡的知育中常识和专业知识的部分，德育和体育更是与情育和意育没有太大关系。

因此，想要成人，须得在学校教育之外学会自学，在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多读书，多看报，多锻炼自己的判断力、意志力、培养智慧，努力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